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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認識城市安全發展的重要性

安全是城市的生命線，是現代化城市規劃、建設和發展必須堅守的紅線和底線。我國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際，各種變化速度之快、范圍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任何一個環節或方面稍有不慎，信息的快速傳播，特別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下，會誘發甚至釀成“災害鏈”，影響城市社會穩定。對此，城市管理者必須“心中有數”、做好預案。

城市安全發展，是城市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城市的出現最初源于安全需要；早期村莊、要塞、城堡，之所以建有城墻，主要是確保居民安全。我國古人“依山建城”，本意是城市安全。現代，城市發展成為人類生產生活聚集區，盡管新城不再建城墻、大多數老城墻業已被拆除，但城市安全功能需求并沒有下降。古今中外，沒有哪個城市能忽視其安全屬性，也沒有哪個城市能在動蕩不安中穩定發展。因此，要把城市安全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的發展理念、發展方式，上好這根弦，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夯實根基。

城市安全發展，事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保障。城市安全，是最基本的公共產品，連著千家萬戶，牽著億萬人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切實滿足人民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需要，消除城市發展的安全隱患，是城市發展的內在要求。重視城市安全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并為人民群眾營造安居樂業、幸福安康的生產生活環境。

城市安全發展，是現代城市文明的內涵之一。現代城市文明不僅要有鮮亮富麗的文化地標、整潔清新的優美環境，更要有底蘊深厚的安全文化和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沒有城市安全，文明就會湮滅，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復活節島的亂石堆、樓蘭古城的消亡等，可能與生態系統失衡有關。因此，要切實把安全要素和應對預案作為現代城市文明的組成部分，從理念上、思想上、行動上高度重視，不斷提高城市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雄安新區建設成為安全有可靠保障、文明有自覺行動的現代化都市。

建設安全城市不能憑空臆想，而是有據可依、有跡可循的。近年來，“韌性城市”作為應對城市安全風險，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思路、新方向被提了出來，對解決我國城市發展中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一系列干擾和壓力，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概略地，城市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天災”和“人禍”兩大類。“天災”是具有突發性和不可控的自然災害，例如，龐貝古城被火山淹沒，鄭州、徐州等“城下有城”，盱眙“泗州城”遺跡等，都是“天災”杰作。“人禍”則主要由于管理者應對不當、信息不對稱等原因造成的，我國前幾年因PX項目、建垃圾焚燒廠等誘發的“鄰避運動”，就是典型。

韌性城市，主要指城市應對突發安全威脅或災害的抵御力、適應力和恢復力，包括城市生態系統結構、功能和過程對外界干擾的穩定程度（剛性）；受破壞后恢復平衡的能力（彈性）；與外部環境協同進化的能力（進化性）以及自調節自組織能力（自組織性）等四個方面。2016年，第三屆聯合國住房與可持續城市發展大會（人居Ⅲ）將倡導“城市的生態與韌性”作為城市議程的核心內容之一。此前，聯合國人居規劃署、聯合國國際減災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歐盟國際合作與發展總司、世界銀行集團、國際標準化組織及IBM、微軟等跨國企業等，聯合開展了韌性城市研究與項目實施；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把地震、洪水、火災、疾病爆發和恐怖主義襲擊等極端突發事件與城市發展中的高失業率、高稅收、基礎設施老化、食物和水資源短缺等一系列緩變壓力的應對結合起來，提出了構建健康福祉、社會經濟、設施環境、領導策略等4個維度協同推進的城市韌性框架。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紐約和倫敦作為韌性城市建設的先行者，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益借鑒。2004年，美國紐約環保署制定了《韌性城市建設規則》和《一個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紐約》等持續性規劃、計劃，并將城市建設的美好愿望轉化為政策實踐行動。倫敦也組建了“氣候變化和能源部”，出臺《英國氣候影響計劃》和《管理風險與適應規劃》，加大洪水風險管理，增加公園和綠化，水和能源設施更新以適應人口增長的需要；提出了災害管理與經濟發展、生活質量和社會公平相結合的城市韌性發展理念，以及城市建設和災害應對的全民行動框架，以全面提升城市抗災韌性。

（編輯：Wendy）